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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艾苓

    2013年,娘的第一本书《乱时候,穷时候》出版。娘突然问:“张老师,你出几本书了?”

    “三本。”

    她很不屑:“写了那么多年,才出三本书哇?俺一年一本书,那不很快撵上你?”

    2015年,娘第三本书面世,她问:“这回俺撵上你了吧?”

    我说:“何止撵上,你已经超过我了。”

    原本只想哄娘玩,一不小心玩大了。

    2013年11月,《新京报》记者电话采访,我正要上课,给了记者住宅电话。几天后看到报纸电子版,标题吓我一跳:姜淑梅:只要活着,一年要出一本书。

    我问娘:“这是你说的?”

    “是俺说的,咋啦?”

    “一年一本书,专业作家不一定做到。”

    “书太厚没人看,一年写十万字,那还不轻巧的?”

    自己的故事写得差不多,娘跟我说:“有点吹大了——”不等我大笑,她已经胸有成竹,“没事,我到外面上货去。”

    她见面熟,跟谁都能找到话说,一分钟进入热聊,写作以后这变成采访能力,在小区、路边和火车上上到不少好货。只要听说哪有爱讲故事的人,她两眼放光立马前往,至今如此。

    娘经常跟我讲百时屯,那是她的出生地,鲁西南大地上特别典型的古老村庄:一个村庄有三大姓,分片居住,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长,行使管理权,乱穷时代村庄里上演了诸多悲喜剧。我让她一个人一个人地写,一件事一件事地讲。

    记忆里的故事写得差不多了,我特意陪娘回山东巨野,专程上货,收获颇丰,有了第二本书《苦菜花,甘蔗芽》。

    此后我们每年都回老家上货,有时一年数次。假期我们也去绥化附近乡村,住在亲戚家里上货。

    这两年娘上的货内容比较集中,一部分是民间传奇传说,一部分是家族史。“传说传说,越传越多”,写民间故事她偶尔演绎,残缺不的她补充完整。写家族史就不同了,我经常替她打印出来一份纸质稿,供讲故事的人核对。每个跌宕起伏的家族史,都可能是小说家笔下的一部长篇,到了她笔下就三两千字,不好的货她不要,只讲这个家族最精彩的故事。民间故事集《长脖子女人》出版后,获华文好书特别奖,第四本书《俺男人》即将付印。

    我们也有冲突。

    我跟娘说过:“1970年以后的事你就不要写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啥?”

    “现在的事你写不过我,也写不过别人,你就讲老故事。”

    有一回她写了一起凶杀案,这事发生在1980年,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邻居,失踪数日后尸体浮出水面。案件很快告破,原来他偶然看见盗窃团伙分赃,因此招来杀身之祸。杀他的凶手是盗窃团伙成员,也是他的亲弟弟。娘和受害人一起干过临时工,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,讲述生动。

    我看完手稿放到一边,明确告诉她:“这个我不给你录。”

    “为啥?”

    “过去没有电视、网络和手机,这类事大家很少听说,茶余饭后会谈论很长时间。现在这类事整天都在报道,比这更离奇的案子有的是。”

    娘半信半疑,收回她写的宝贝。

    过些天,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陈徒手到家采访,他是作家,也是口述史研究专家。采访间隙,娘说起这事:“我感觉写得挺好,俺闺女不给录。”

    徒手老师看过手稿跟娘说:“这篇写得确实挺好,我看不用录,您老人家还是留起来吧。”

    某次,看娘的手稿里有个词“也许”,我问:“你知道‘也许’什么意思吗?”

    “知道,可能、大概呗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给你换上‘大概’,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了,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词。”

    娘不服气:“我都写两年了,没事还看书,咋也算小学二年级学生吧?还不兴俺用个词啦?”

    “不行。你一直用大白话讲故事,这也是你的风格。突然冒出来个文绉绉的词,别扭。”

    她说:“老师,我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第三本书交稿后,编辑跟我说打算配插图,想不起来哪位画家更合适。

    我说:“我娘年轻的时候会剪纸。”

    编辑说:“可以让姜奶奶试试。”

    当时娘已经买回彩笔,没事的时候涂鸦了。我让她继续练,试着画故事里提及的蛇、石磙、棉车子。

    她画了一下午很泄气:“画啥不像啥,俺不画了!”

    “你才开始画,要是画啥像啥,那些画家就得饿死了。反正天冷路滑上货不方便,你慢慢练吧。”

    她急了:“不行!你马上给编辑打电话,他爱找谁画找谁画,俺不画!着急上火的,俺图啥?”

    我也有些气:“行!我马上发邮件。”

    邮件写完,我没发送,万一她改变主意呢?

    第二天早晨我刚进门,她就说:“我还是学画吧,画不好人家不用呗,玩啥不是玩呢?”

    我故意问:“那你昨天怎么说的?”

    “张老师,我错了。”

    编辑虽然决定先出文字版,以后再配插图,各种各样的画笔却成了我娘的新玩具。

    1985年艾苓考上大学时母女合影。这一年,姜淑梅48岁,艾苓18岁。

    2016年,作家母女的合影。

    娘的住处跟我教书的绥化学院隔一条马路,我每天必去,很晚才走,太忙就不回家了。我跟娘说:“这儿是作家工作室。”

    娘的文字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瓷器,我要擦去上面的灰尘,但必须小心翼翼。我的原则是只改病句,删除重复的内容。

    最初我用红笔改,后来发现另有捷径,我把病句读给她听:“这句话有毛病,你听出来没有?”

    有时候她能听出来,听不出来的毛病我得跟她讲错在哪里。我让她把这句话说一遍,再说一遍,我按照没有语病的口述录入。

    写作,出书,媒体报道,给了娘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信,也给了我打击和压力。

    成名以前,她的身份介绍是“张老师的母亲”;成名以后,我的身份介绍变成“姜淑梅的女儿”。仅此也就罢了。

    磨铁图书公司不时把加印信息告知我,我自然要告知她。她问:“你三本书加印过几次?”

    “一本都没加印过。”

    娘侧头问:“都说你写得好,写得好咋不加印呢?”

    直指痛处,特受打击,但是我得承认:“还是写得不好,写得好就加印了。”如果她不是我娘,我一定会嫉妒她。

    痛定思痛,以娘的作品为参照审视自己的作品,我发现问题:她的文字没有说教和文艺腔,我总想阐释一个道理;她的作品出自乡间田野,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气。

    意识到问题,我开始规避腔调和道理,也开始上货。以往去外地出差,我都看看风景看看朋友。现在抽时间单独约见学生,看看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,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,力所能及提供帮助,也写出一批学生故事。爱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,他说:“确实超出你以往的作品,我被打动了。”

    娘还是大清早起来,抱着沙发枕垫用废纸写作,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,成为手稿的一部分。除了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房间、做仰卧起坐,她还带着邻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。

    我俩都忙,有时撞车。如果是教学上的事,她给我让路,说啥事都没有学生的事大;如果是写作,我常给她让路,跟娘和给她提供货源的人比,我还年轻,来日方长。

    转眼,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。若能接通那个世界,我想告诉他:我娘很好,越来越好,不光成了作家,还想当画家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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